两年前，我还在写微博。微博上有百万粉丝。
我的微博写两个内容，一个是中国现代史，一个是当代骗局。
我写的都是真实的。
结果，每天都有很多人骂我，他们说我“吃里扒外”。
今年春节前，有个人在微信中找到我，说他当年经常在微博上骂我，向我道歉。
我感到蹊跷。
他说，就在几天前，他在街边摆摊，被城官打了一耳光，砸了摊子。
他说，一个耳光把他打醒了，他想起了当年总是遭人攻击的我，所以向我道歉，他当年就在攻击我的行列里。
我说：不要紧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。
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，我也不例外。
十几年前的我，比现在这些小年轻更狂热。
我和一帮人经常商讨着怎么去解放台湾，怎么去进驻钓鱼岛，怎么消灭美帝。
我们还准备发起捐献一月工资，攻陷日本岛的宏伟计划。
我们曾经拿着一张台湾地图，制订详细的登陆计划，先占领哪里，再占领哪里。
现在这些小年轻玩的，都是当年我们玩剩下的。
可是，那一年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
我在一家有名的报社上班，写了一篇关于程维高的稿件。
程维高那时候已经被免职，他先后担任南京市委书记、河北省委书记。
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依靠父亲关系，盗窃国家财产，攫取巨额财富，现在，程慕阳和女儿，携带巨款，去了加拿大。
稿件见报后，程维高的手下找上门来。
他们质问我“写这篇稿件用意何在？”然后，要让我在报纸上公开道歉。
我说：“我所写的每句话都有事实，都是有据可查的。”
他们威胁说：“你等着，会有你好看的。”
我想：你一个落马贪官，能把老子怎么样？
事实上，我低估了他们。
我以为我只要说真话，就天王老子也不怕。而实际上，正因为你说了真话，你才要遭受伤害。
程维高被免职了，但程维高的党羽还手握实权。
他们给报社施压，报社让我三天两头写检讨。
我先被调离采访部，去了副刊部，然后被开除。
开除的时候，报社对我说：“你给我们报社声誉带来了极大的损伤，报纸差点被停刊了。”
我打点行囊，毫不犹豫地离开报社。
我的世界观第一次发生了动摇。
第二年，我来到另一座城市，找到另一家报社上班。
我在报社依然干得很好，依然是首席记者。
这次，还是因为一篇稿件，遭受了比上次更大的伤害。
那天，几个退役运动员找到我，说了他们这些年的遭遇。
他们从小就被作为体育苗子培养，每天加大训练量，耽搁了文化课学习。
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后，却因为不能出成绩，就给一点点安家费，然后遣散了。
事实上，一万个运动员里，只有几个人能出成绩。
能出成绩的，后来安排工作；不能出成绩的，哪里来哪里去。
而他们因为从小耽搁了文化课学习，现在回到家，几乎连工作都找不到。
我把这些事情写成了一篇文章。
文章见报的当天，体育局就打来电话，恐吓我，威胁我。
我说：“我每句话都是真实的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电话那头说：“你等着瞧吧。”
我很快被叫到报社，要求我写出深刻检讨。
我说：“我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写检讨？”
报社领导说：“体育局通过上级给报社压力。”
我只能忍气吞声。
此后，每次报社开会，我都被点评批判。报社引用体育局的话，说我“恶毒攻击”，“猖狂进攻”，“给国家抹黑”。
然后，我被停职，再然后，被开除。
短短的一年时间里，我被两家报社开除了。
而我并没有什么错，我只是如实写出了真实发生的事情。
这两件事，对我的世界观影响很大。
我开始认真思考发生这两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我终于不再人云亦云，终于拥有了思考能力。
也终于不再对着一张500万分之一的地图研究怎么解放台湾了。
如果没有发生过这两件事情，我今天也会骂方方。
我依然会认为“上峰永远是正确的”，依然会认为“先集体，后个人”。
我也依然会认为是敌对势力把病毒投放在武汉，依然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。
依然会认为上峰永远都是英明的，上峰永远都不会错，上峰对每个人都是关心爱护的。
依然会认为所有指出上峰领导存在不足和错误的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
因为我们从小都接受这种教育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学会思考能力。
最后再说说当年那些和我一起研究如何解放台湾的伙伴们。
他们一个个都被生活压弯了腰，每天弓着腰还房贷车贷，每天给孩子赚学费，给老人赚药费，早就没有了当初解放全人类的豪情万丈。
他们听说台湾很早就实行了全民医疗，而这次疫情，台湾给每个人都发钱，他们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问我：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
(责任编辑：admin)